【案情回放】

　　钱仁风出生于1984年10月。因称呼习惯等原因，她有过不少曾用名：钱仁风、钱仁凤、钱仁妍、钱仁燕、钱仁艳等。

　　2002年9月，当年不满18岁的钱仁风被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无期徒刑。

　　当时法院认定，钱仁风于2001年9月到巧家县新华镇朱某开办的“星蕊宝宝园”做保姆。做工期间，钱仁风认为朱某对她不好，遂生报复之恶念。2002年2月22日12时许，钱仁风将其从家中带来的灭鼠药投放在该幼儿园内的部分食品中，并将放有灭鼠药的食品拿给该园的部分幼儿食用，致侯某(2岁)中毒后经抢救无效死亡，谭某(3岁)、何某某(2岁)中毒后经抢救治愈。

　　宣判后，钱仁风上诉。云南省高院2002年12月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裁定。2011年8月，钱仁风向云南省高院申诉，云南省高院于同年12月驳回其申诉。但被关押在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的钱仁风一直坚称自己无罪，并向云南省检察院提出申诉。

　　2015年5月4日，云南省检察院认为，该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向云南省高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同日，云南省高院决定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9月29日云南省高院对此案开庭再审，并于昨天下午宣判。

　　云南省高院再审判决中称，本案的现有证据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原判认定钱仁风犯投放危险物质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到底是哪些事实不清?哪些证据不足?为何最终被判无罪?结合云南省检察院的观点和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认定的情况，记者进行了大致梳理。

　　【相关问题】

　　1、3名幼童是否为毒鼠强中毒存疑

　　原审判决认定3名幼童死于毒鼠强中毒的证据包括：巧家县公安局出具的巧公法尸检字(2002)第5号《巧家新华镇通城巷侯某尸体检验报告》(以下简称侯某《法医尸检鉴定书》)、对侯某进行抢救的巧家县人民医院医生证言、何某某和谭某在巧家县中医院的病历，以及三个孩子的亲属及幼儿园园长、工作人员的证言。

　　2、毒物鉴定存在明显疏漏

　　云南省检察院指出，巧家县公安局出具侯某《法医尸检鉴定书》，证明侯某死亡原因为中毒死亡，但这份尸检报告结论时间为2002年2月22日，是在对侯某体内样本进行刑事毒物鉴定(3月8日)之前作出，鉴定程序不符合法医检验规范要求。也就是说，公安机关尚未进行毒物检验，就做出了中毒死亡的尸检报告。

　　此外，对于巧家县公安局于2002年3月8日出具的(2002)毒检字第20号《刑事毒物检验鉴定书》，云南省高院认定，该鉴定书在鉴定程序和内容上都存在明显的瑕疵和疏漏，而且现已无法补正，因此不能作为认定钱仁风投放危险物质罪的证据。

　　具体来讲，首先，该份鉴定仅有鉴定结论，而鉴定单位巧家县公安局、复核单位昭通市公安局不能提供做出该鉴定报告的内部工作文书，缺乏相应的技术检测材料予以支持。另外，公安机关认定钱仁风使用注射器向一袋袋的豆奶粉投毒，但鉴定书中没有明确鉴定出有毒物质是在豆奶粉袋子上，还是在豆奶粉内，也未对豆奶粉袋子上是否有针眼等相关证据进行收集、固定。

　　3、投放毒鼠强非唯一结论

　　云南省高院指出，根据云南省检察院技术处出具的《关于毒鼠强中毒临床表现的说明》毒鼠强中毒的主要症状是抽搐、痉挛、四肢僵硬、头疼、头晕、恶心、呕吐、口吐白沫、口唇发麻、小便失禁、意识丧失等。

　　云南省高院指出，根据侯某《法医尸检鉴定书》、对侯某进行抢救的巧家县人民医院医生证言、何某某和谭某在巧家县中医院的病历，以及三个孩子的亲属及幼儿园园长、工作人员的证言，3名幼儿当时的症状与毒鼠强中毒的临床症状不完全相符。虽然侯某死亡属于客观事实，但是现有证据不能得出案件性质为投放毒鼠强刑事案件的唯一结论。

　　4、公安现场勘查及物证提取存疑

　　原审判决的认定钱仁风是投毒者的证据，包括公安机关在现场提取的白色塑料瓶、一次性注射器、猪油、面条、大米、豆奶粉等食品的《现场勘查笔录》、《提取物品笔录》，以及钱仁风对其投毒所用的鼠药瓶、一次性注射器及其切开鼠药瓶所用的菜刀进行辨认的《辨认笔录》。

　　5、公安相关笔录存在违规

　　对于巧家县公安局于2002年2月22日制作的《现场勘查笔录》，云南省高院指出，根据笔录记载，现场提取了30多件物品，但却没有扣押清单，也没有见证人签名，移交时也没有交接手续。因此该笔录的制作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对于巧家县公安局于2002年3月10日制作的钱仁风《辨认笔录》，云南省高院指出，经鉴定笔录上的签字不是钱仁风本人所签，笔录上没有标注是代签，也没有说明代签的原因。因此，笔录的制作不符合《刑事诉讼法》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的规定。

　　6、重要物证不具备排他性

　　对于巧家县公安局于2002年2月26日制作的《提取物品笔录》，云南省高院指出，笔录记载巧家县公安局干警在“星蕊宝宝园”南侧排水沟内提取了白色塑料瓶一个，内有0.5ML液体。但液体是什么颜色没有记载，提取时没有见证人，提取后瓶子没有做指纹鉴定。而且由于现场未封闭，周围有住户使用排水沟，所以无法排除此瓶子是他人遗留的可能。

　　最终，以上笔录均被云南省高院所否定，云南省高院认为，均不能作为认定钱仁风犯投放危险物质罪的证据。

　　7、钱仁风侦查阶段有罪供述存疑

　　钱仁风在侦查阶段曾供述她在“星蕊宝宝园”做工期间，因园主朱某对其不好，便将从家中带来的灭鼠药投到宝宝园的多种食物上，并把投放过毒物的食品给孩子食用，以报复朱某。

　　8、公安代签有罪供述笔录

　　经过审查，云南省高院认定，钱仁风的有罪供述在毒物的来源、投毒的时间、投毒的范围和方法上都存在很多矛盾，供述前后不一，并有翻供，进入看守所即作无罪抗辩。而且，钱仁风在2002年2月25日、2月26日、2月27日所做的3份有罪供述笔录中的签字，均不是钱仁风本人所签。

　　对未成年人长时间审讯此外，根据云南省检察院出具的证据，巧家县公安局《监视居住决定书》，证实钱仁风于2002年2月25日被巧家县公安局监视居住。侦查机关在对钱仁风的提讯中，存在监视居住期间将钱仁风留置于刑侦队办公室进行讯问，钱仁风的有罪供述、辨认笔录由侦查人员代签，以及长时间持续对未成年人钱仁风进行讯问的情况，违反了《刑事诉讼法》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关于监视居住、笔录制作要求、刑事讯问的相关规定。

　　云南省高院认为，钱仁风的有罪供述存在矛盾和疑点，且没有合法、有效的客观证据予以印证，这些矛盾和疑点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与排除，其有罪供述不能作为定罪的证据。